TACE最大应用范围是肝癌(HCC)。有几种证据支持在HCC中靶向免疫系统的作用。与健康对照患者相比，HCC患者的循环调节性T细胞(Tregs)增加了66%，部分原因是通过肿瘤分泌转化生长因子(TGF)β介导的FOXP3（21）的表达。

Tregs的比例已被证明与疾病阶段相关，在HCC（22-24）晚期观察到的Tregs的增加，抑制了免疫系统识别肿瘤为外来肿瘤的能力。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在HCC（25）患者中的比例最大。高比例的Tregs与生存预后较差相关。此外，高肿瘤浸润性巨噬细胞密度可预测HCC（危险比，1.6）（27）患者的预后较差。然而，原炎抗肿瘤微环境与HCC（28）患者的优越生存率有关。

 

 

经动脉栓塞诱导肿瘤相关抗原(TAA)-特异性反应，栓塞（25,29）后TAA免疫反应的多样性和强度增强。这种所谓的TACE后的新抗原扩展可以通过阻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-4(CTLA-4)来增强，从而导致TAA特异性免疫反应（29）的暴露。

TACE后的TAA特异性T细胞反应已被证明与患者生存率（30,31）相关。

TACE也被证明可以在一些HCC患者中增加循环的Th17细胞，这种增加与总体生存率和与（32）进展的时间相关。此外，在单纯（TAE）栓塞和TACE后，T细胞种群发生了变化。经动脉栓塞后，外周血血分数在（33）中降低32%。对于接受TACE治疗的HCC患者，CD4/CD8T淋巴细胞的比率增加，而CD4CD25Treg细胞在治疗后1个月内有所下降，提示TACE（34）后HCC患者的免疫功能有所改善。最后，TACE后炎症细胞因子谱发生复杂变化，可能影响TACE（35）后几天和几周的全身免疫反应。